聂大跃回去之后与父母和妹妹匆忙见了一面，丢下一些礼物，还没有让母亲看够，就赶到矿上，去见他的老婆娅沁。

聂大跃大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是毕竟在深圳做了几年的主管，刚开始是主管人事，后来又管定单，现在更是管全面，而且他的半吊子电大管理专业和“师傅” 般的动手能力，在黄荣发的港资厂居然得心应手，实际已经成为几百号人工厂的“二把手”。这些年不但赚了一些钱，而且自信心更增添不少，所以，再去见岳父岳母也没了往日的胆怯，相反，倒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慷慨。

见到夫人，却发现娅沁已经有了变化。而且是由外至内的彻底变化。

从外部看，娅沁架起了一副眼镜，很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从内部看，平坦的胸部上居然拱了起来。聂大跃非常惊喜，打开一看，原来拱起的不是乳房，而是海面垫子。尽管如此，看上去比以前好多了，倒是娅沁自己不好意思，说：“听说生了孩子就好了。”虽然不能肯定这话能当真，但聂大跃还是决定尝试一次，于是，他们共同努力，争取完成这项早就该完成的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任务。

大约是心中有底气的缘故，更有可能是现在交通发达了，聂大跃从城关到稀土矿有直达的中巴，不需要骑自行车，没有被累“疲软”，总之，这一次他与娅沁“配合”得相当成功。在“配合”过程中，聂大跃非但没有小心谨慎，而且故意弄出响声，恨不能让岳父岳母听清楚。

这是聂大跃结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理直气壮行使自己作为丈夫的权力，因此行使得彻底，行使的畅快淋漓。在这个过程中，聂大跃突然体味到为什么夫妻双方互称“配偶”了。原来意义在这里。配偶的关键字是“配”，交配的“配”。

完成“配合”任务之后，聂大跃回到已经阔别多年的东方红人民公社。尽管人民公社早就撤消了，但是“东头”这个称呼依旧。聂大跃在火车站租了一辆小面包，直奔当年他插队的那个村。

聂大跃现在虽然算不上大款，但是算个“小款”绰绰有余。

村里面见聂大跃是包着车来的，见面之后又是烟又是酒又是糖，于是活也不做了，全部集中到队长家。按乡下的规矩，见面有份。

聂大跃说明来意。当然，他说的笼统，就说是要身份证办公司用，没有具体地说是要拿去抽签买股票。老队长见聂大跃专门孝敬给他的那一条香烟和两瓶烧酒，当场就掏出自己和老伴的身份证，递给聂大跃，说：“拿去，反正我要了也没有用。”

聂大跃接过来，又递上五十块钱。

“这是什么意思？”老队长问。好像有点不高兴，嫌聂大跃见外了。或者是假装嫌聂大跃见外。

“不是见外，”聂大跃说，“身份证您还是要有的，去乡里面补办一张，就说原来这个丢了，办一张六块钱。”

“那也用不了这多呀。”

“剩下的您老留着喝酒。”

村民见有利可图，奉贤踊跃，恨就恨消息突然，否则应该事先应该把亲戚朋友的身份证多收集一些，说不定还能发笔财。

当天下午，聂大跃就收集了一百多张，身上没敢一次带那么多钱，要不然还能再收一些。第二天在城关叫了以前的两个同学陪着来，直到把钱用光为止。

这几百张身份证后来全部参加抽签，为聂大跃带来了几十万的收益。其实当时他手中没有那么多的钱，还被迫卖掉一些中签表格，否则赚得更多。

人的思想其实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因为人的思想最容易受金钱的左右，身上的钱多了，思想就要发生变化。

有了钱之后，聂大跃就不满足于在黄荣发手下做“二把手”了，因为这是私营企业，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的距离太大，所以他想到了自己当老板。

干些什么呢？当老板其实太容易了，如果成立公司是当老板的标志，那么只要花上几千块钱，立马就有中介机构帮你实现愿望。如果说有间办公室就是当老板的标志，那更容易，连中介机构都可以免了，直接租房子买家具，自己给自己按一个老板台，当场就像大老板。其实也不仅是“像”，深圳还真有人这么做老板的。但是聂大跃要当的不是这样的老板，或许他是劳苦命，这样的老板他也做不了。

聂大跃当初的思想还局限在他那个圈子之内。

聂大跃找黄老板商量，希望自己开一个专门生产电话机塑料壳的工厂。

在聂大跃给黄荣发打工的这几年里面，中国的电信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在中国，电话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眨眼，仅仅几年就变成老百姓家的日常用品了。黄荣发原来那个完全是两头在外的电话机厂，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电话机生产企业。受着香港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深圳的企业与以前中国内地的企业不一样。以前中国内地的企业，大企业是大而全，小企业是小而全，不仅各个生产环节一个不少，甚至连学校、医院、幼儿园都包括在内。深圳不是，深圳的企业不仅是“纯企业”，而且是协作型的，或者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深圳的大多数企业是相当于把内地的企业按每个车间每个工序分开，独立地建一个一个的工厂，分工合作，专业生产，以市场为纽带，以利益为中心，共同发展。很多年之后，中国的国企改革提出“化小核算单位，实行内部银行化管理”等等，其实就是这样做的。(中国基金网站收集整理)